“减负”任重道远：校内减负校外増负 学校家庭步伐不一致

　　“愿不愿意给学生减负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,能不能给学生减负是我们的本领和能力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澎这样看待减负工作。

　　从当前的进展来看,这注定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。

　　长期以来,有关部门在严格控制学生作业时间、规范课堂教学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,取得了一定成效。但与此同时,“校内减负、校外增负”“教师减负、家长增负”等新问题出现,学生实际课业负担并没有真正减轻。

　　在减负过程中,学校和家庭的脚步不一致,怎么办?

　　“减负就是把学习的主动权真正还给学生。”在全国政协委员、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看来,无论学校还是家庭,都应该意识到这一点。

　　分类施策,协同共振——这是委员们在座谈会上给出的解决方案。在委员们看来,学校要提高教育水平,家长要转变教育观念,两者缺一不可。

　　公立学校教育地位受质疑

　　“几十年的减负,治理成果有起伏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北京市第四中学校长马景林这样评价减负工作。

　　一些委员认为,公立学校在减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对公立学校的管理定位,是影响减负效果的重要因素。

　　“当前减负工作虽取得了一定成效,却是建立在牺牲教学质量之上的。”马景林直言。

　　马景林认为,当前减负工作引发了公立学校教育地位受到质疑、上一级学校人才选拔标准与学生学习现状有落差、减负后“挤”出的时间将被民办教育培训机构挤占等一系列问题。

　　全国政协委员、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副校长徐景坤认为,对于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的管理一紧一松的状态,导致了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:一是学生在公办学校负担减轻了,但家长紧绷着“考高分”的弦,学生参加的培训班越来越多；二是家长为了能让孩子在民办学校招考中脱颖而出,不得不在课外给孩子进行大量“超纲”内容的补习。

　　先治家长的“焦虑症”

　　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在湖南调研时,从事教育37年的长沙市教育局局长卢鸿鸣讲述了一个令其哭笑不得的事实:“我劝身边的朋友说,不要参加课外培训,去培养孩子好的学习习惯就会受益终生。他们都说我说大话,家里就这一个孩子,不能冒任何风险。”

　　卢鸿鸣认为,当前的教育体制不可避免地会使家长产生焦虑,但是过度的焦虑必然会影响孩子的成长规律。

　　家长普遍患上“焦虑症”,已经成为整个社会都头疼的问题。

　　“部分家长教育观念过于急功近利,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,强迫孩子学习。同时,看到其他家长给孩子报培训班就简单从众,生怕输在起跑线上,使得孩子课外负担加重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北京市教育系统关工委主任张雪道出了“病因”。

　　全国政协委员、吉林省白城市副市长邓健认为,教育部等四部门开展的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,对校外培训的乱象无疑会有一定遏制作用,但家长的长远压力显然不会马上得到缓解。

　　要减负,就要先治家长的“焦虑症”。邓健认为,应当以协同共振为理念,融合家校教育方式方法,推动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。为此,建议从多个方面着手推进:

　　一方面,引导家长转变教育观念,助力因材施教。通过广泛宣传,明确家校教育权责边界,引导家长认识基础教育的价值取向应是健康体魄、健全人格和正确价值观。

　　另一方面,深化教育现代化理念,推进教学改革。建立以学生成长成才为目标,以兴趣发展为导向,以学生诉求为中心的教育教学体系。

　　此外,还要顺畅家校交流沟通,形成教育合力。以尊重信任为前提推动家校真诚理智交流,定期召开家长委员会会议、家长座谈会,建立微信群,协同解决问题难题。

　　发挥学校主阵地作用

　　让学校教育科学定位,让社会培训合理归位,进而使学生在成长道路上找到属于自己的教育本位——委员们认为,要让相关主体各就各位,学校的作用至关重要。

　　全国政协常委、教育部原部长袁贵仁认为,学校是教育的主阵地,办好学校课后服务,家长省心省钱,是使校外培训机构降温的釜底抽薪之举。“而课后服务是学校的‘分外’之事,政府应在经费等方面给予支持。同时,学校课后服务要坚持家长、学生自愿原则。”

　　全国政协委员,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认为,公立学校不仅要规范自己的办学行为,更要提高教师水平,提高课堂教学质量,切实为学生课外减负发挥作用。

　　全国政协委员、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认为,当前的教学模式存在一些弊端:教师在教学中往往关注教学设计和课堂教学各个环节的把握,在乎学生对于知识是否掌握,是否熟练,但缺乏对学生自身个性特点的研究和认知特点的分析；统一作业缺乏针对性,难以实现知识的有效巩固与强化；教师习惯于让作业占据学生课余时间,没有留给学生更多自由思考的时间与空间。

　　在戴立益看来,造成这一现状的根本原因,是教师自身专业素养和专业精神不能适应时代要求。

　　“当前,用更科学高效的方法向学生传授知识、精准教学,保持和激发他们的好奇心、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,做有温度的教师显得尤为重要。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,教师职业的真正魅力是教育教学诊断与因材施教的个性化教学。”戴立益说。

　　全国政协委员、大连市副市长温雪琼指出,减负中学校应发挥好主阵地作用,培训机构应作好补充作用。

　　温雪琼认为,学校要充分发挥主场作用,为学生发展特长、开展兴趣活动等提供空间,基于学生课业的真正需求,进行规范适度的“培优”“补薄”教育服务,满足差异化需求,减少学生对校外培训的依赖。

　　马景林同样建议,学校在减负中应做到三点:减应减之负,担应担之责,除应除之“病”。

　　马景林认为,只有业务水平高的教师,才能将新的教育教学理念、手段、方法运用到学生身上,学生学习负担才会相对减轻。用法律手段明确公立学校、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各自的任务,用技术让减负可控。(本报记者 蒲晓磊本报实习生　颜丹红)